风云人物
清末民初，刘师培是个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断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这样一位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后三年（1917至1919年）是在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度过的。此时的北大，正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刘师培在校本以讲学育人为主，且取得垂范后世的成就，但在这一时代大潮的裹挟之下，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考察刘师培在北京大学的这番经历，显然有益于完善北大校史，亦有助于在细节上深化对以北大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
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随即援引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职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荐因拥袁称帝失败而避居天津的刘师培来北大任教。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实际上，蔡元培与陈独秀皆是刘师培的旧友。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分别与两人相识，而且也是他在和蔡元培编辑《警钟日报》时，首先向蔡提及陈独秀（注：“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见《蔡元培自述》，转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上册，从而使蔡对陈留下深刻印象。此后虽因刘师培政治立场的变化导致他与蔡、陈的关系有所疏远，但蔡、陈二人始终是关注他的动向并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的（注：如在1912年初，当刘师培因随端方去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而被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四川军政府资州军政分府拘留时，身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是在不知其音信的情形下与章太炎联名在《大共和日报》上刊登《求刘申叔通信》，称：“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范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在得知刘师培下落后，蔡元培又以教育部名义致电四川，要求将刘护送来部，“以崇硕学”。（载《临时政府公报》第1号）同时，身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也与人共同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希望对刘师培能“矜全曲为宽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刘师培曾用名刘光汉）得以课生著书赎罪”。（载《临时政府公报》第2号）可见他们都视刘师培为饱学之士，人才难得，不忍见其获罪。），尤其是陈独秀。所以这次陈向蔡荐举刘师培，蔡欣然接受，亦是顺理成章之事，何况刘以国学大师著称，蔡又以“兼容并包”为办校宗旨。
中国文学门教授
刘师培进入北大后，出任中国文学门（1919年改为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并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月薪280元。（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他所担任的课程有：1917至1918学年，“中国文学”（一年级、二年级每周各三小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三小时）；1918至1919学年，“中古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六小时）；（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1919至1920学年（注：刘师培于1919年11月20日去世，故该学年仅完成小部分教学任务。），“文学史”（二年级每周二小时）、“文（中国文学）”（三年级每周四小时）。此时的中国文学门，人才荟萃，与刘师培共同执教的有黄侃、黄节、吴梅、钱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俱为一时之选。听讲的学生有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傅斯年、许德珩、郑天挺、罗庸、杨亮功、夏承栋、张煦等，大都在后来卓有成就。关于刘师培的教学情形，杨亮功曾有回忆：“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P661)冯友兰也回顾道：“当时觉得他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分别成立了研究所，刘师培与其他教授一样，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起初为“文”和“文学史”，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方向的研究员（注：按研究所规则规定，凡本校毕业生都可以志愿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级学生及与本校毕业生有同等程度的学者，经研究主任或校长认可后亦皆可入所研究，这些人均称为研究员。）会面1小时，研讨该主题下的具体问题。后来具体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起，刘师培所担任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科，国文教员中，他担任的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担任自汉至隋文、文选、文心雕龙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晋以前诗史；钱玄同：文字学（形体、音韵）；吴梅：中国曲史；刘半农：中国谣谚史；周作人：唐以前小说史。（注：《北京大学文科一览》（民国七年度），北京大学档案馆藏。）由此可以看出，身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因具有广博的知识素养和造就（其所担任的四科已横跨经、史、子、集四部），能予所指导之研究者以贯通的学术训练，这在当时已形成多专家而乏通人之格局的教授队伍里至为难得。不过，由于身体欠佳，后来他已很难定期指导，只能时而与诸研究员开会研讨。
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在担当中国文学门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的同时，刘师培还被聘为国史编纂处纂辑员。袁世凯当政时，曾聘湖南名士王闿运主持成立了国史馆，王死后，机构徒有虚名。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决定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改为国史编纂处，以蔡元培校长兼任处长。国史编纂处分纂辑与征集二股，纂辑股纂辑民国史及历代通史，征集股掌征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刘师培、屠寄、钱恂、张相文、叶瀚、沈兼士、周作人等为纂辑股纂辑员。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国史编纂处报送的国史编纂略例，该略例规定：“通史部先编长编及辞典”，“长编分为政治史、文明史两种。政治史长编分为年表、大事记及志三类。……文明史分为经济、风俗、宗教、科学、哲学、文学、美术等类”。“长编写定后，始由专门史学家编为通史。”各纂辑员按此规定有所分工，刘师培负责通史部政治史长编之“志”和文明史长编之“风俗”。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务员与书记的协助下，很快就编出大量稿本。在1918年6月20日召开的国史编纂处会议上，他所提交的编纂报告为：“一、文明史风俗类，预定长编六册（三代一册、秦汉一册、三国南北朝一册、唐五代一册、宋辽金元一册、明清一册），已编纂长编三册（三代一册经传已采毕，子书采辑过半；三国南北朝一册正史采毕，余尚未采）。二、政治史志（三国南北朝），预定长编十二册，已编长编四册（历律一册缺周隋，兵一册采至齐梁，舆服一册采至齐梁，职官一册晋以下未采，凡已见正史各志均未采）。”在1919年3月上报的《国史编纂报告》中，又有《纂辑员刘师培报告书》，内容为：“（一）政治史长编册数三十六册：历律志长编三册、兵志长编七册、礼志长编十三册、刑法志长编五册、乐志长编四册、舆服志长编四册；（二）文明史长编册数二十七册：三代风俗史长编六册、秦汉风俗史长编九册、三国风俗史长编二册、六朝风俗史长编十册。”这一工作实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文明史实即各类专史）打下了良好基础，而且对刘师培而言，他早年（1905、1906年）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既已采专史合编形式，其专史分类与国史编纂处此次的分类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这项工作来驾轻就熟，成效显著。遗憾的是，当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之际，徐树铮乘机向国务院提出以消北大国史编纂处，收回直属国务院，仍称国史馆，致使这项工作被迫中断，所取得的成绩完全付之流水了。
不问世事
除教学和研究活动外，平日里刘师培是不大在校园中露面的，他自己说，因“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周作人也回忆道，与刘师培“同在国文系里任课，可是一直没有见过面；总计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说的文科教授会里，远远的望见他，那时大约他的肺病已经很是严重，所以身体瘦弱，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声音也很低微，完全是个病夫模样，其后也就没有再见到他了”（注：周作人：《周作人文选：自传·知堂回想录》第430、431页。按周作人之回忆个别细节有误，他并非在北大仅见过一次刘师培，查《北京大学日刊》，两人至少在国史编纂处会议上见过面，如1917年12月5日的会议，两人同时出席。不过说刘师培深居简出，总体上是对的。）。不过尽管如此，刘师培也并非不问世事，有些校内事务还是参与的。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起成立北京大学进德会，征求会员，刘师培很快便加入其中，并在6月1日与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沈尹默、傅斯年、罗家伦等一同当选为该会评议员。同年4月30日，《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编竣发行，刘师培在其上发表《题词》，以所擅长的华丽骈文表示对北大建校二十载的祝贺。另外，应李泰fēn@①之请，还曾在经学上指教于他。
中国文学建树
在北大的三年里，刘师培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它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北大之有“文学史”课程，是从1903年开始的。这年颁布的《秦定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之“中国文学门”需开设“西国文学史”、“历代文章流别”等课程，并提醒教员“历代文章流别”一课，可仿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自行编纂讲授”。此前讲授“词章”，以吟诵、品味、模拟、创作为主，着眼于训练技能；如今改为“文学史”，则是一种知识传授，并不要求配合写作练习，“此举更接近日本及欧美汉学家的研究思路”。1904年，国文科教员林传甲刊印了他的讲义《中国文学史》，是为第一部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史著述体例而撰之中国文学史。
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开始在京师大学堂文科居于优势。这年，对桐城文章情有独钟的古文家兼翻译家林纾进入大学堂任教（注：目林纾为桐城派已为一般论者所认同，“实际上林纾从未认为自己属于桐城派，当时桐城派的几位主要人物也从未将他列入门墙”。见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20页。所以这里是将林纾作为桐城派的同盟者来看待。），不久桐城派的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先后进入任教，姚永概还曾一度担任文科教务长，桐城派就此稳居上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有关讲义非从文学史入手，而是回到了传统文论的老路上去，与当时增加“文学史”课程的要求不符。1913年何yù@④时任北大校长后，谋求对学校加以整顿，结果是林纾与姚永概因校园里的人事纠纷及文派之争，一并去职。第二年，胡仁源出长北大，夏锡祺被任命为文科学长，开始引进章太炎一系的学者，章的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等陆续进入北大任教。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文心雕龙札记》一书，颇得时誉，成为代表《文选》派的文论名著。与此同时，姚永朴仍在北大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亦颇得时誉。双方在文学观念上针锋相对，但桐城派自林纾、姚永概离去后已是元气大伤，《文选》派则有章门弟子作后盾而士气正旺，所以后者渐占上风。
黄侃虽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学理论方面更多受到刘师培的影响。两人年岁相若，结识甚早，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同在北大任教时，黄侃自觉经学不及刘师培，竟拜刘为师。刘师培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尽管他1917年方任教北大，但他的文学主张十年前就已独树一帜。作为扬州后学，他继承并发展了乡先贤阮元的文学思想，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17](P1646)。可见他对桐城派甚为不满，故加以指斥。（注：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文中，刘师培亦多有指斥桐城之言，如“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见《刘申叔遗书》第1648页。）对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章太炎并不完全赞同，黄侃则折衷师说，推陈出新，但见解上更靠近刘师培。黄、刘二人1917年在北大携手共讲“中国文学”课（注：在当时的中国文学门中，一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六小时，黄侃、刘师培各授三小时；二年级“中国文学”课每周七小时，黄侃四小时，刘师培三小时。见《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9日。），使《文选》派一举占领北大讲坛。而姚永朴也恰在这一年离开北大，象征着桐城文派的退出讲台。
从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转为提倡魏晋六朝文。当然，“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18](P243)。但《文选》派所推崇的魏晋风度、六朝文章，经章太炎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转化，却成为现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传统文学资源。
对于“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等文纵论文章之起源、发展历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发展历史，且引涩江保的《罗马文学史》证明文学变迁之理，“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随后他又编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注：该书名为“文学”教科书，实为“小学”教科书，刘师培在书前序例中说：“文学基于小学……编辑国文教科书，首明小学，以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书之教普及于国民，此则区区保存国学之意也。”“此编为《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一册，计三十六课，以诠明小学为宗旨。”见《刘申叔遗书》第2117页。）、《中国历史教科书》、《经学教科书》等概述学科演变历程的“讲义”式著作，从而熟知此类著作的编写“义法”。所以一当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文学史，编写教科书，在他那里是驾轻就熟。自然，他在北大讲授文学史，还有一重意义，那就是摒弃了桐城派以传统文论代文学史的套路，恢复了当年林传甲编《中国文学史》时的初衷——以“文学史”作为知识传授的主要途径。而且从此以后，“文学史”的讲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来，形成较稳定的理路与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不是刘师培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当时与他同开各类文学史课程的朱希祖（亦为章门弟子）、吴梅、周作人等亦功不可没。
讲授内容
刘师培在北大时的讲义和有关讲授内容主要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年即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并在此后多次再版；《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均为罗常培笔录，前者于1945年由独立出版社印行，后者以“左庵文论”为总题分载于《国文月刊》第9、10、36期。这其中《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最为著名，差不多成了经典之作。鲁迅曾赞誉道，中国文学史一类“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中古文学史》“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的看法可说是代表了当时不少专家的共识，并非过誉。
前已言及，对于编纂文学史，刘师培并不陌生，是有自己的一定之规的。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别注意考察文学的变迁。这与他的文学史观念分不开，即“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里，他以两课的篇幅（第三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和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专门谈文学变迁，把文学变迁放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促使变迁的各种内外部因素，以及变迁中的各个流派。从文学史的研究实践看，这种方法是非常可取的，以至于惠及后学，成为“典范”。在《讲义》出版后通过的北大中国文学门教授会课程说明里，亦主张讲授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这显然是与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念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刘氏的研究实践促使文学史课教学思想的走向成熟。在著述体例上，《讲义》采用的是先胪列古籍中之记述、而后案论之的方式，所以其中征引的文学史料和评论资料是极为详尽的，而作者个人的学术见解则简明扼要，仅提纲挈领地出现。这种做法，也反映了刘师培的文学史研究观念。在《sōu@②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他提出应该仿照晋人挚虞，编《文章志》和《文章流别》，前者以作家为纲，后者以文体为纲，“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惟斯事体大，必以sōu@②集材料为主”。搜集《文章志》材料的方法为：“就现存之书分别采择也”，“就既亡各书钩沉摭逸也”，“古代论诗评文各书必宜详录也”，“文集存佚及现存篇目必宜详考也”。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可见《讲义》独特的著述体例，是刘师培上述构想的具体施行和自觉实践，何况作为朴学家，这样做也体现其一贯的学术追求。
《讲义》的意义
有了丰富详实的资料作基础，加之刘师培文论方面的修养与见解，《讲义》一书在内容上便也不同凡响。首先，他在整体上把握住了各个时代文学的主要特色，展现出其绚丽夺目、异彩纷呈的风貌。在论汉魏之际时，认为“建安文学，革易前型”，它清峻、通tuō@⑤、骋词、华靡；关于两晋文学，以往论者有“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看法，刘师培则不然，认为两晋文学实渊源于建安文学，“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⑥采聘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远源，则阮yǔ@⑦、陈琳已开其始”。)对被历代古文家攻击尤甚的南朝文学，刘师培也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说“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其次，既倡“文笔论”，又不为其所拘，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中古文学。前已言及，刘师培在文学观念上受阮元影响较大，故重文、笔之别。阮元等骈文家，出于从古文家尤其桐城派手中夺取文学正宗地位的目的，大倡文笔之分，即“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以此视唐宋古文为笔，不能称文，六朝骈文才是正宗的文。刘师培服膺此说，故在《讲义》里多方申明（第二课《文学辨体》和第五课中一节《文笔之区别》专申此义）。平心而论，重倡“文笔论”，对于重新认定六朝文学的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起了作用的。不过，若拘泥于文笔之分来研究六朝文学，则会影响对这一时期文学整体的把握。可贵的是，刘师培非眼界狭窄之辈，他不为先贤成说所囿，在《讲义》中不把研究对象局限于纯“文”学，而是以大文学观的视野，对六朝各类文章皆有所评述，尤重学术性文章的文学价值。如议论晋人之文，便说，在表疏、议礼之文方面，昭明《文选》“惟录张悛、桓温诸表。然晋代表疏，或文词壮丽，或择言雅畅，其弊或流于烦冗，为汉魏所无。又晋代学人，如司马彪、傅咸、吴商、孙毓、束皙、挚虞……郑袭之伦，其议礼之文，明辨畅达，亦文学之足述者也”[24](P2391)。作为学者和《文选》派的代表，刘师培最不满意于桐城的，便是他们的“枵腹蔑古”，没有学问，而六朝文学恰具博学为文的特色，所以受到刘的特别推。有论者评价说：“《中古文学史》中最有发明、创辟的是在六朝文的研究方面，对六朝诗赋的艺术价值及特征，则鲜有超过前人的见解。”这种评价，颇为妥当。
总之，刘师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活动，尤其是《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确实起到了垂之后世的“典范”作用。诚如有论者所言：“在现代中国学界，真正将‘文学史'作为一‘专门学问'来深入探讨，而且其著述的影响历久不衰者，此书很可能是第一部。”
争议
刘师培在北大期间最为人诟病的一件事，是充任《国故》月刊的总编辑。此举一向被视为是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甚而被认作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征。
刘师培进北大不久，便因以往的不良作为和“保守”的文化观念而为人訾议。曾为刘氏老友、此时同为中国文学门教授的黄节致函蔡元培说：“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26](P308)在学生中，“新潮派学生对于辜（鸿铭）、刘（师培）二氏攻击之更不遗余力”，对此，一贯秉持“兼容并包”之办学思想的蔡元培开导他们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27](P23)渐渐地，刘师培凭着讲学著述的卓异成就赢得学生们的尊敬，不料一个刊物的创办却打乱了他宁静的书斋生活，使他不自觉地被卷入时代大潮的漩涡中。
1919年1月26日，《国故》月刊社在刘师培宅正式成立，这是一个“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月刊。它的发起始末是这样的：“岁初，俞士镇、薛祥绥、杨湜生、张煊慨然于国学沦夷，欲发起学报，以图挽救。遂定期于张煊处讨论一次并草定简章数条，决定首谒教员征求同意，次向校长陈述。嗣谒诸教员皆蒙赞允，同学加入者甚夥，遂谒校长，请助经费。校长允与垫办，俟社中经费充裕时，再行偿还。次日用发起人二十人名义上校长函请款，支领开办费三百元，本社遂以成立矣。”刘师培、黄侃出任《国故》总编辑，陈汉章、马叙伦、康宝忠、吴梅、黄节、屠孝屠孝寔、林损、陈钟凡出任特别编辑，张煊、薛祥绥、俞士镇、许本裕等十名同学出任编辑。
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报》发表《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谓：“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顾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亦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公言报》的这篇报道，立即遭到《国故》月刊社和刘师培的驳斥，刘在致《公言报》函中说：“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祈即查照更正，是为至荷！”可见在刘师培眼里，提倡国故，“保存国粹”，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思潮，两者可并行不悖。但这种看法恐为刘的一厢情愿，因为从此之后，他便被视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抗的顽固、守旧一方的代表者之一，而且在习惯把拥护或反对新文化作为评判时人进步或反动之准绳的语境下，又有“反动”之嫌。不过今天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审视，刘师培的看法亦不无道理。
本来刘师培在北大是“讲学而不论政”的，这或许是他吸取以往从政论政不得善果的教训所致。不过对于文化问题，他还是保有自己的观念并不时表露出来。相对而言，政治虽有其基本准则，但却是随局势变动不居的；而文化观念乃周围环境长期熏陶下所形成之价值取向，轻易难以改观。当然，在一定时期和特殊条件下，政治与文化是纠结在一起的，文化见解的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不同的表征，五四时期便是如此。刘师培本为“国粹派”学者，是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后最重要的撰稿人。该派学者的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刘师培对此终生倡导之，尽管他曾一度在政治上信奉无政府主义。《国故》创刊前的1918年夏，刘师培等人即曾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国粹汇编》，事虽未果，却表明他仍想继续当年的事业。此举曾遭鲁迅斥责：“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从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注：鲁迅：《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按刘师培曾为清廷做过暗探，又研究《文心雕龙》，故鲁迅讥讽他为“侦心探龙”。）鲁迅的这一态度，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者的基本立场。而且以鲁迅在当时和后世的地位与影响，他的看法自然成了评判是非的一个标准。以此为出发点，《国故》月刊当然也是该被贬斥的。不过若结合当时的语境考察鲁迅此言，当可看出这是在旧势力围攻新文化、政治态度与文化见解纠结在一起的情境下所发的愤激之言，因此一情境已导致“守旧即反对革新”、非此即彼的偏激认识，当然鲁迅疾恶如仇的个性使得其言辞格外尖锐、有力。如果超越这一特定情境（注：在此一特定情境之外，深具中国古典文化修养的鲁迅未见得会出此言。从鲁迅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对刘师培并非全盘否定，且其《中国小说史略》的成就亦可证明，平日严谨的学术研究著述与思想斗争时激愤的文字表达，在他那里是绝不混淆的。），从学理角度平心而论，刘师培出任《国故》总编辑，不过是他再次继续《国粹学报》时期的事业而已。
从《国粹学报》的基本主张来看，其宗旨虽为“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但对西学并不排斥，而是力主“会通”中西学术，即“学术所以观会通也……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报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从阐发。阅者因此，可通西国各种科学。”与此相对照，《国故》月刊的宗旨与主张颇为相类。“要之同人组织《国故》，其宗旨在昌明国学，而以发挥新义、刮垢磨光为急务。并非抱残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驳难新说。时至今日，学无新旧，唯其真之为是。凡学无论其属于国故，抑属于欧化，皆有研究之价值，皆当尽力发挥……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今之但知抄写欧化者，恒谓研究国故者无世界眼光。夫以国故为至高之学，谓即此已足，无事外求者，信乎其无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欧化而蔑视国故者，其无世界眼光正与之等。……吾为斯言，非反对输入欧化也，……不过借外说以补己说之不足耳。从这些论述来看，《国故》月刊与《国粹学报》显然一脉相承，宗旨都在昌明国学，但同时又不排斥西学或欧化。有人认为《国粹学报发刊辞》是刘师培所作，不论是否如此，作为刊物的《发刊辞》，其观点至少代表了包括刘在内的主办人的共同见解；而《国故》月刊上的主张亦必得到作为总编辑的刘师培的首肯，何况这种主张是他一向倡导的。所以，在刘师培那里，弘扬国粹与提倡以西学为代表的新潮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兼容并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所谓“国粹”也难逃西潮的影响，就像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
在刘师培任总编辑的《国故》一至四期中，他先后发表了《毛诗词例举要》（略本）、《礼经旧说考略》、《蜀学祀文翁议》、《退郛诗钞序》、《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名原序》、《音论序赞》、《中庸说》、《象尽意论》、《隐士秦君墓志铭》等一系列学术论著、序跋文和碑铭等，皆为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学理性探讨之作，无一攻击新文化之文，甚至连与此相关的些许议论也没有。仅从这些论著来看，很难与后人所说的“封建复古”挂上钩。当然，刘师培不等于《国故》，《国故》月刊社里并非没有攻击新文化之人。据周作人回忆，该刊虽奉刘师培为首，但主办者实为号称“黄门侍郎”的黄侃的弟子们，刘“只顾做他的考据文章，别无主张”，其实他并不关心这场斗争。《国故》月刊里仅有的几篇站在新文化对立面的文章皆出自黄侃和弟子张煊、薛祥绥之手，即黄侃的《题词》、张煊的《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议》、薛祥绥的《讲学救时议》（注：张煊《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一文中有反对新文化的内容，但亦倡会通中西之义，不可简单归类。这里姑且归入此类。），而且黄侃专以谩骂新文化及其倡导者为能事，这与刘师培形成鲜明对照。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文学的兴起，这是所谓新旧两派之争的关键。据台静农回忆，“中文系新旧对立，只是文言白话之争。如反军阀统治，要求科学与民主，中文系新旧人物，似乎没有什么歧见”。身为中文系的教授，刘师培“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此种态度，与他早年在《中国白话报》上大量撰写白话文和肯定“俗语入文”、“通俗之文”相比（注：“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见刘师培：《论文杂记》，《刘申叔遗书》第711页。），固然是倒退了，但与极力攻击新文学的林纾等人的立场是有区别的，与黄侃对白话文的激烈反对态度亦不可同日而语。（注：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杨亮功先生丛著》第664页。）也就是说，在这一问题上，刘师培是较为温和的，尽管他亦站到了白话文的对立面，回到了《文选》家的立场。
和陈独秀的关系
刘师培与新文化“领袖”陈独秀的关系也很耐人寻味。刘是由陈引荐进北大的，时逢新文化运动，在人们心目中，两人俨然分别成了“旧派”和“新派”的首领，似乎该针锋相对，但实情恰恰相反，“两人感情极笃，背后也互相尊重，绝无间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公开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刘师培迅即与马裕藻、马叙伦、马寅初等几十位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将其释放。当然，陈独秀与刘师培是老友，关系自非一般，但在五四时期那种文化与政治纠结在一起——文化见解之差异往往被视作政治立场之不同——的历史情境下，两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关系，当能说明一些问题。或将刘师培之所为与欲借军阀势力镇压新文化运动的林纾的言行相较，更能看出陈刘相关的意义。如果放开视界来看，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运动“在人物谱系上有一种承接的渊源”，任职于北大的部分新文化倡导者和一些对此持不同态度的文科教授，同为当年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陈独秀与刘师培仅是其中的两个代表而已。“这两批赞成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原辛亥革命党人之间，在进入北大前，不少有师生、师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关系，交谊并不寻常。甚至可以说，如果不用太对立立场看待他们，在北洋军阀政府牢笼下的北京大学，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务有大兴革，来自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以及来自维护传统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关键当然是同样有辛亥革命党人的背景。”
总之，刘师培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行尤其是出任《国故》总编辑的举动，不可简单归结为“倒退复古”、与新思潮相对抗，甚而认作为其“反动”本质不改的表现。他不过是秉其一贯的文化观念行事，但在当时的特殊语境下，客观上站到了新文化的对立面。若超越这一特殊语境来看，其中的是非功过，还有待进一步研讨。（注：有学者认为，像刘师培这样的“国粹学派”中人“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大可商榷”，参见罗志田：《自序》，《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若依此思路，尚有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需重新思考。）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病去世，享年36岁。12月3日，在妙光阁出殡、出祭，“丧事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中国文学系诸同学参与“共同料理丧事，将刘先生遗著检齐，送交北大图书馆保存”。翌年3月，也是由陈独秀派刘师培之弟子刘文典等人送灵柩回其故乡扬州安葬。
刘师培在北大前后不足三年，但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很丰厚的；一方面他以国学大师之身为北大贡献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为纪念百年校庆而出版的《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中，“文学卷”、“史学卷”、“哲学卷”皆收有刘师培的文章，其贡献于此可见一斑。），尤其是以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实绩垂范于世，令后学至今受益；另一方面他为时代大潮裹挟，在新文化运动中充当了一个向来令人非议的角色，但其中的是是非非还远未穷尽，今天仍有再讨论的必要，而且讨论这样的话题，对于思考政治与文化的关系，重新界定代近中国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是极为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