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通鉴论・卷三十・五代下
自石敬瑭称号之年起
一
契丹之于石敬瑭，为劳亦仅矣。解晋阳之围败张敬达者，敬达师老，而无能如晋阳何也。敬瑭南向，而耶律德光归，河南内溃，张彦泽迎敬瑭以入，初未尝资契丹之力，战胜以灭李氏而有之。且德光几舍敬瑭而立赵德钧，其待敬瑭之情，亦不固矣，曾不如突厥之于唐也。乃敬瑭坚拒众议，唯桑维翰之是听，以君父戴之，而为之辞曰信义也。呜呼！敬瑭岂知人闲之有信义者哉？
古今逆臣攘夺人国者，类有伟伐以立威，而后人畏以服从而不敢动。无大功而篡者，唯萧道成、萧衍与敬瑭而已。然道成、衍遇淫昏之主，臣民不保其死，于是因众怨以兴，而为节俭宽容之饰行以结纳中外之心，天下且属心焉。李从珂无刘子业、萧宝卷之淫虐，敬瑭一庸驽之武人，杳不知治理为何物，资妇势以得节钺，其据一隅以反也，自唐季以来，如梁崇义、刘稹之徒，无成而县首阙下者非一矣，敬瑭幸得不伏其辜耳。在位八年，固无一言之几道、一政之宜民，其识量之不足以服人，自知之，桑维翰亦稔知之，即与之四海一王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而况此岌岌摇摇、不宁不令之宇，仅守国门以垂旒乘辂哉！故甫篡位而范延光、张从宾、符彦饶、李金全、安从进、安重荣蜂起以争，杨光远、张彦泽杀人于前而不能诘，刘知远且挟密谋以俟时而动，敬瑭盖惴惴焉卧丛棘之上，不能自信为天子也。
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喝臣民而已。故三镇继起，张皇欲窜，而刘知远曰：“外结彊虏，鼠辈何能为？”则契丹以外，敬瑭无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张从宾将逼汴州，从官汹惧，而桑维翰神色自若，夫岂有谢傅围碁之雅量哉？心目之闲，有一契丹隐护其脰领耳。而藉口曰信义，将谁欺乎？惟其无以自主而一倚于契丹，故人即持其长短以制之。赵延寿、杜重威皆效之，而国以亡，血胤以斩，则维翰之谋，适以促其绝灭而已矣。敬瑭之窃位号也，与张邦昌，刘豫也正等，又出于安禄山、黄巢之下，宋人奖之以绍正统，无惑乎秦桧之称臣构而不怍也。
二
礼曰：“刑不上大夫。”古之大夫，方五十里之国，有三人焉，次国倍之，大国四之。周千八百国，计为大夫者万人以上，盖视汉之亭长，今之仓巡驿递耳，而不以刑辱之，则所以养廉隅而厚君子小人之别至矣。天下恶得而不劝于善邪？
刑者，非大辟之谓也，罪在可杀，则三公不贷其死，而况大夫？唯是宫、刖、劓、墨之刑，不使夷于小人，褫衣而残肢礼耳。汉以杖代肉刑，则杖之为刑亦重矣哉！匍伏之，肉袒之，隶卒之贱淩蹴而笔之，于斯时也，烦冤污辱之下，岂复有君子哉？王昶之僭号于闽也，淫虐不拟于人类，其臣黄讽诀妻子以进谏，不恤死也。至于昶欲杖之，则毅然曰：“直谏被杖，臣不受也。”昶不能屈，黜之为民。充讽之志，岂黜是恤哉？触暴人而死，则死而已矣，而必不受者辱也。于此而知后世北寺之狱，残掠狼藉，廷杖之辱，号呼市朝，非徒三代以下虐政相沿，为人君者毁裂纲常之大恶；而其臣惜一死以俯受，或且以自旌忠直，他日复列清班为冠冕之望者，亦恶得而谢其咎与？
“士可杀不可辱”，非直为君言，抑为士言也。高忠宪公于缇骑之逮，投池而死，曰：“辱大臣即以辱国，”韪矣。立坊表以正君臣之义，慎遗体以顺生死之常，蔑以尚矣。其次则屏居山谷，终身不复立于人之廷可也。士大夫而能然，有王者起，必革此弊政，而明盘水加剑之礼，人道尚足以存乎！
三
刘知远之图度深密也，石敬瑭其几俎闲物耳，恶足以测之哉！始而决劝敬瑭以反，为己先驱也。三镇兵起，敬瑭问计，而曰：“陛下抚将相以恩，臣戢士卒以威。”盖子罕专宋之故智也。
自唐以来，人主之速趋于亡者，皆以姑息养彊臣而倒授之生杀之柄，非其主刚覈过甚而激之使叛也。今欲使敬瑭以呴沫之仁假借将相，则当时所宜推心信任、恣其淩轹而不问者，莫知远若矣。恩徧加于将相，而可独致猜防于知远乎？柔而召侮，躁人先淩之，以乱其心志，故安重荣之流，急起以疲敬瑭之力，知远乃乘其后席卷而收之已耳。威移于己，则三军所畏服者，知有知远而忘有敬瑭；戢兵以卫民，则百姓所仰戴者，不感敬瑭而唯感知远。兵从令而民归心，故可以安坐晋阳，而俟契丹之倦归，以受人之推戴。此知远之成算，使敬瑭入其中而不觉者也。藉令石重贵而不为契丹之俘虏邪？亦拱手而授之知远尔。
傲岸不受平章之命，重为其主之疑怒，而赵莹为之拜请，感其恩抚大臣之言也。敬瑭忍怒而使和凝就第劝谕，假借之恩宠者已素，而威不足以张也。范延光、杨光远、张彦泽骄横以速石氏之亡，知远收之也不待劳矣。契丹中起而乱之，故知远之得之也难。当桑维翰献割地称臣之计，知远已早虑之女，虑已之难乎其夺之竖子之手也。而卒能自保，以逐夷而少息其民。故自朱温以来，许其有志略而几于豪杰者，唯知远近之矣。
四
石氏之世，君非君，将非将，内叛数起，外夷日逼，地蹙民穷，其可揜取之也，八九得也。江南李氏之臣，争劝李升出兵以收中原，而昪曰：“兵之为民害深矣！不忍复言，彼民安，吾民亦安。”其言，仁者之言；其心，量力度德保国之心也。盖杨行密、徐温息兵固国之图，昪能守之矣。
兴衰之数，不前则却。进而不能乘人者，退且为人所乘。图安退处，相习于偷，则弱之所自积也。李氏惟不能因石氏之乱而收中原，江、淮之气日弛，故宋兴而国遂亡，此盖理势之固然者；而揆之以道，则固不然。若使天下而为李氏所固有，则先祖所授，中叶而失之，因可收复之机，乘之以完故土，虽劳民以求得，弗能恤也，世守重也。非然，则争天下而殄瘁其民，仁人之所恶矣。徐知诰自诬为吴王恪之裔，虽蒙李姓，未知为谁氏之子，因徐温而有江、淮，割据立国，义在长民而已。长民者，固以保民为道者也。社稷轻而民为重，域外之争夺，尤非其所亟矣。以匹夫奄有数千里之疆，居臣民之上，揣分自全，不亦量极于此乎？苟为善，后世子孙以大有为于天下者，天也；知其弱不足立而浸以亡者，亦天也；非可以力争者也。李昪于是而几于道矣。当其时，石敬瑭虽不竞，而李氏诸臣求可为刘知远、安重荣之敌者，亦无其人。陈庆之乘拓拔之乱以入雒阳，而髠发以逃；吴明彻乘高齐之亡以拔淮北，而只轮不返；皆前事之师也。即令幸胜石氏，而北受契丹之勍敌，东启吴越之乘虚，南召马氏之争起，外成无已之争，内有空虚之害，江、淮亘立于中以撄众怒，危亡在旦夕之闲，而夸功生事者谁执其咎乎？故曰量力度德，自保之令图也。
其仁民也，虽不保其果有根心之恻悱，而民受其赐以延生理，待宋之兴，全父老、长子孙、受升平之乐，不可谓非仁者之泽矣。诗不云乎？“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人之情也，劳不可堪也，死愈不忍言也。杨行密、徐温、李昪予民以小康，可不谓贤哉？高季兴之猥也，天下笑其无赖，而视王曦、刘之贼杀其民以自尊，愈矣；况江南之奠残黎，使安枕于大乱之世，数十年民不知兵也乎！
五
江南李氏按行民田之肥瘠以定税，凡调兵兴役、非常事而猝求于民者，皆以税钱为率。宋平江南，承用其法，延及于今，一用此式，故南方之赋役所以独重，此春秋所谓用田赋也。
古者以九赋作民奉国，农一而已，其他皆以人为率。夫家之征，无职事者不得而逸。马牛车器，一取之商贾。役，则非士及在官者，无不役也。是先王大公至正、重本足民之大法，万世不可易者也。是故民乐有其恒产而劝于耕。苟非力不任耕、世习工贾者，皆悉安于南亩。无弃上，无游民，不俾黠巧惰淫者，舍其先畴以避征徭，而坐食耕夫之粟。民食足而习驯，无或冻馁流离而起为巨寇。财足用，器足修，兵足使，而夷狄不能为患。其为天下利亦溥矣哉！今变法而一以田税为率，已税矣，又从而赋之。非时不可测度之劳，皆积堕于农。而计田之肥瘠以为轻重，则有田不如无田，而良田不如瘠土也。是劝民以弃恒产而利其莱芜也。民恶得而不贫，恶得而不堕，恶得而不奸，国恶得而不弱，盗贼恶得而不起，戎狄恶得而不侵哉？故自宋以后，即其全盛，不能当汉、唐之十一，本计失而天下瘠也。
夫有民不役，而役以田，则等于无民。据按行之肥硗，为不易之轻重，则肥其田者祸之所集，而肥者必硗。有税有役，则加于无已，而无税则坐食游閒之福，民何乐而为奉上急公之民？悖道拂经之政，且有甚于商鞅者。乃相承六百年而不革，无他，君偷吏窳，据地图税籍而易于考索。若以人为登耗，则必时加清理以调其损益，非尽心于国计民生者不能也。简便之法，易以取给，而苟且以自恣。不知天子之允为元后父母、命官分职、以共天职，将何为邪？王者起而釐正之，莫急于此矣！
六
景延广抗不称臣，挑契丹之怒，而石晋以亡，古今归罪焉，流俗之论无当于是非，若此类者众矣。
石氏之亡不亡，奚足为有无哉？即以石氏论，称臣称男，责赂无厌，丑诟相仍，名为天子，贱同仆隸，虽得不亡也奚益？重敛中国之所有，以邀一日之欢，军储不给而军怨于伍，流离载道而民怨于郊，将吏灰心，莫为捍卫，更延之数年，不南走吴、楚以息肩，则北走契丹以幸利，一夫揭竿而四方瓦解，石氏又恶保其不亡乎？石氏之亡，桑维翰实亡之，而柰何使延广代任其咎也！
称臣、割地、输币之议，维翰主之，敬瑭从之；二人以往，唯依阿苟容之冯道、安彦威而已。刘知远已异议于早，吴峦、王权或死或贬而不甘为之屈，安重荣则不难剸敬瑭之首、刲心沥血以谢万世者也。延广与知远对掌马步、为亲军之帅，知远怀异心以幸其败而不力争，延广扶孱主以耻其亡而独奋起，延广之忠愤，虽败犹荣，而可重咎之以折中国生人之气邪？
夫契丹岂真不可敌而以鸿毛试炉火哉？敬瑭所倚以灭李氏者，徒晋阳解围一战耳。又张敬达已老之师也。遇险而惧，不敢渡河而返。从珂自溃，非胡骑之果能驰突也。杨光远诱之，赵延寿导之，而中国水旱非常，上下疲于岁帑，乃敢举兵南向。然且伟王败而太原之兵遁；石重贵自将以救戚城，而溺杀过半，恸哭而逃；高行周拒之于澶洲，而一战不胜，收军北去；安审琦救皇甫，遇慕容彦超于榆林店而自惊以溃；阳城之战，符彦卿一呼以起，倾国之众，溃如山崩，弃其奚车，乘驼亟走。当是时也，中国之势亦张矣；述律有蹉跌何及之惧，气亦熸矣。而延广罢去，留守西京，悲愤无聊，唯自纵酒；桑维翰固争于重贵，复奉表称臣以示弱，然后孙方简一叛，大举入寇，而重贵为俘。繇此观之，契丹何遽不可拒？延广何咎？而维翰之贻害于中国，促亡于石氏，其可以一时苟且之人情，颂其须臾之安，而贳其滔天之罪哉？
韩侂胄挟鹰犬之功，杀忠贞，逐善类，恶诚大矣，而北伐非其罪也。成败，天也；得失，人也；或成而败，或败而成，视其志力而已。宋即北伐而小挫，自可更图后效；乃以挑衅渝盟为侂胄之罪，然后人心靡，国势颓，至于亡而不复振。故延广逐而石氏之亡决，侂胄诛而赵宋之衰成。身为大帅，知有战而不知有降，其官守也。延广蒙讥，则岳鹏举之杀，其秦桧再造之功乎？
七
石敬瑭起而为天子，于是人皆可为，而人思为之。石敬瑭受契丹之册命为天子，于是人皆以天子为唯契丹之命，而求立于契丹，赵延寿、杨光远、杜重威，皆敬瑭之教也。欲为天子，而思反敬瑭之为，拒契丹以灭石氏者，安重荣耳，虽兵败身死、蒙叛臣之号，而以视延寿辈之腥污，犹有生人之气矣。
刘知远持重以待变，尤非可与敬瑭辈等伦者也。今且责知远之拥兵晋阳，不以一矢救重贵之危，而知远无辞。虽然，岂尽然哉？李守贞、杜重威、张彦泽，兵力之彊，与不相上下，而交怀忮害之心；桑维翰居中持柄，怙契丹以制藩帅；石重贵轻躁以畜厚疑，前却无恒，力趋于败；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徒以身殉，俱碎而已。
若夫君臣之义，固有不必深求以责知远者。当日之君臣，非君臣也。知远之器识，愈于敬瑭远矣。为其偏裨，以权势而屈居其下，相与为贼，以夺李从珂之宗社，一彼一此，衰王相乘，岂尝受顾命辅重贵以保固石氏之邦家乎？敬瑭不推心以托，知远亦不引以自任也，久矣。则护河东片土，休兵息民，免于打草谷之掠杀，而待契丹之退，收拾残疆，慰安杀戮之余民，知远之于天下也，不可谓无功。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之恶已播而不可揜，桑维翰媚虏以虔刘天下而自杀其躯，于是人喻于从夷之凶危；而重贵已俘，国中无主，始徐起而抚之，知远之成谋决矣。摈契丹以全中夏而授之郭氏，契丹弗敢陵也。盖自朱温以来，差可许以长人者，唯知远耳。嗣子虽失，而犹延河东数十年之祀，亦其宜矣。然而不足以延者，知远亦沙陀也。于时天维地纪未全坼也，固不可以为中国主也。
八
兵聚而散之，平天下者之难也。汉光武抚千余万之降贼，使各安于井牧，遐哉！自武王戢千橐矢之后，未有能然者矣。无仁慈之吏以抚之，无宽缓之政以绥之，无文教之兴以移之；则夫习于憍悍、狃于坐食者，使之耕耘，不耐耰鉏之劳，使之工贾，不屑锱铢之获；朵颐肥甘、流连饮博之性，梦寐寄于行閒；小有骚动，触其雄心，即如螽蝗之蔽日，无有能御之者矣。
河北自天宝以来，民怙乱而不安于田庐久矣。魏博之牙兵已歼，不能惩也。石晋置天威军而不可用，遂罢之。乃虽不可用，而跃冶之情，仍其土习，则一动而复兴。罢之，亦问其何所消归邪？而抑不为之处置。无赖子弟，业已袴褶自雄于乡里，无有余地可置此身，能合而不能离，为盗而已矣。梁晖起于相，王琼起于澶，其起也，契丹掠杀之虐激之；即无契丹之掠杀，亦安保其为井牧之驯民乎？敬瑭父子之为君，虚中国以媚虏，纵骄帅以称兵，而草泽之奸，能朝耕而暮织乎？
民不富，不足以容游惰之民；国无教，不足以化犷戾之俗。自非光武，则姑听其著伍以待其气之渐驯，而后使自厌戎行以思返，乃可得而徐为之所。刘知远安集民之保山谷者，定其志气以渐思本计，自是以后，盗乃渐息；集之也，故贤于散之也。
九
得国而速亡，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反者一起，兵未血刃，众即溃，君即死，国即亡，易如吹槁，亦未有如沙陀刘氏者也。其后宋夺柴氏而尤易，亦迹此而为之耳。
刘氏之代石晋也，以视陈霸先而尤正。二萧、石、郭皆怀篡夺之谋，兴叛主之甲。知远虽不救重贵之亡，而不臣之迹未著。重贵已见俘于契丹，石氏无三尺之苗裔可以辅立者，中原无主，兆人乐推，而始称大号，以收两都，逐胡骑。然且出兵山左，思夺重贵，不克而始还。若是者，宜其可以代兴而永其祚，然而不能者，其故有二；诗曰：“宗子维城，大宗维翰。”先正亲亲以笃天伦，而枝干相扶之道即在焉。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先王尊贤以共天职，而心膂相依之道即在焉。汉、唐之兴，其亲也，不能如周、召之一心，而分土为侯王者，固不可拔也；其賢也，不能如伊、吕之一德，而居中为宰辅者，固不可乱也。
刘氏起于沙陀，以孤族而暴兴，承祐之外，仅一刘崇父子，而威望不能与郭威、杨邠、史弘肇相颉颃。举国之人，知孤雏一禽而其宗熸矣。郭氏亦犹是也。柴氏虽有宗党，然不能正名为皇族，亦一夫而已矣。一旦拥他姓以代之，孰相难者，而又何劳再举乎？
亲不可恃，天也，则庶几恃有贤辅以左右之耳。知远之命相，竟求之于军幕执笔之客佐，天下贱之恶之，狎而蔑之，倏起旋灭，无为太息者，尤无足怪矣。故刘氏之亡，亡于苏禹珪、苏逢吉之为相，王章之为三司使也。是郭威、杨邠、史弘肇所睥睨叱咤而使濡毫待命如胥史者也。四年而刘氏之庙荡为寒灰，尚谁拯哉？
天之下，民所仰者君也；君之下，民所仰者相也。君非君，则天不能息其乱；相非相，则君不能保其国。开国承家，小人亟用，人之所鄙，天之所弃，不能一朝居矣。二苏从幕中贱士躐辅弼之荣，即求如敬翔、任圜、和凝而不可得，乃欲伸弱主以折彊臣，其待四年而亡犹晚矣。
郭氏之相，虽德不称位，而范质、李谷之视二苏，则云泥也，是以后亡。而承祐既灭，刘崇犹能保一隅之祀者数十年，愈于郭、柴之顿斩，则同姓存亡之故也。亲贤之得失，国祚之短长，岂不一如符券与？
一○
李业、郭允明导其主以杀大臣，而刘氏速亡。人心未固，主势不张，而轻用不测之威，翦推戴之臣，杨邠、史弘肇、王章虽死，郭威拥重兵，据雄藩，恩结将吏，权操威福，遽欲以一纸杀之，其以国戏也，愚不可诘矣。虽然，刘氏之存亡，恶足系天下之治乱哉？杨邠等就诛，而天下始有可安之势，则此举也，论世者之所快也。
自唐以来，彊臣擅兵以思篡夺者相沿成习，无有宁岁久矣。朱温、李克用先后以得中原，而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踵之以兴。盖其闲效之蹶起，或谋而不成，或几成而败者，锋刃相仍，民以荼毒也，不可胜纪当其使为偏裨与赞逆谋也，已伏自窃之心。延及于石、刘之代，而无人不思为天子矣。安重荣、安从进、杨光远、杜重威、张彦泽、李守贞虽先后授首，而主臣蹀血以竞雌雄，败则族，胜则帝，皆徼幸于不可知之数。幸而伏诛，国亦因是而卒斩。流血成川，民财括尽，以仅夷一叛臣，而叛者又起。彼固曰：与我并肩而起者，资我以兴，恶能执法以操我生死之柄？况其茕茕孺子，而敢俨然帝制，秉鈇钺以临我乎？
自杨邠等以羽翼刘氏之宿将，威振朝廷，权行疆内，而一旦伏尸阙下，如圈豚之就烹；于是而所谓功臣者，始知人主自有其魁柄，不待战争，而可刈权奸若当门之草。故郭氏之兴，王峻、侯益之流，不敢复萌跋扈之心；而李谷、范质、魏仁浦乃得以文臣衔天宪制阃帅之荣辱生死。柴氏承之，樊爱能等疾趋赴市，伏死欧刀，而人不惊为剙举，邠、章、弘肇之诛，实倡其始也。有邠、章、弘肇之诛，而后樊爱能等之辟，伸于俄倾，而众心允服；有爱能等之戮，而后石守信辈以得释兵保禄位为幸，宋之中外载宁者三百载。呜呼！业、允明之不量而亟杀权臣也，殆天牖之以靖百年飞扬盘踞之恶习乎！抑事会已极，无往不复，自然之数也。
郭威以一头子黜王守恩，用白文珂，而盈廷不敢致诘。杨邠、史弘肇斥其主以禁声，而曰“有臣等在”。此而不诛，刘氏其足以存乎？刘氏即存，天下之分崩狂竞以日寻锋刃也，宁可小息乎？邠、章、弘肇死，于是风气以移，内难不生，而国有余力，然后吴、蜀、楚、粤可次第而平。故此举也，天下渐宁之始也。刘承祐之死生，国之存亡，不足论也。
一一
耳目口体之各有所适而求得之者，所谓欲也；君子节之，众人任之，任之而不知节，足以累德而损于物。虽然，其有所适而求得之量以任之而取足，则亦属厌而止，而德不至于凶，物不蒙其害；君子节情正性之功，未可概责之夫人也。况乎崇高富贵者，可以适其耳目口体之需，不待损于物而给，且以是别尊卑之等，而承天之祐，则如其量而适焉，于德亦未有瑕也。
天下有大恶焉，举世贸贸然趋之，古今相狃而不知其所以然，则溢乎耳目口体所适之量，而随流俗以贵重之，所谓宝器者是已。耳目口体不相为代者也，群趋于目，而口失其味、体失其安，愚矣。群趋于耳，而目亦不能为政，则其愚愈不可言也。宝之为宝，口何所甘、体何所便哉？即以悦目，而非固悦之也。唯天下之不多有，偶一有之，而或诧为奇，于是腾之天下，传之后世，而曰此宝也；因而有细人者出，摘其奇瑰以为之名，愚者歆其名，任耳役目口四体以徇传闻之说，震惊而艳称之曰此宝也。是举五官百骸心肾肺肠一任之耳，而不自知其所以贵之重之、思得而藏之之故。呜呼！其愚甚矣。
传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孟子曰：“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何也？愚已甚，耳目口四肢不足以持权，则匹夫糜可衣可食之腴产以求易之；或且竞之于人，而戕天伦、凌孤寡，皆其所不恤。崇高富贵者，则虚府库、急税敛、夺军储以资采觅，流连把玩，危亡不系其心；“殃必及身”，非虚语也。乃试思之，声音可以穆耳乎？采色可以娱目乎？味可适口，而把玩之下，四体以安乎？于阗之玉，驰人于万里；合浦之珠，杀人于重渊；商、周之鼎彝，毁人之邱墓；岂徒累德以黩淫哉？其贻害于人也，亦已酷矣！从吠声之口，荡亡藉之心，以祸天下，而旋殃其身，愚者之不可致诘，至此而极矣。郭氏始建国，取宫中宝器悉毁之，尽万亿之值，碎之为泥沙，不知者且惜之，抑知其本与泥沙也无以异；不留之于两闲以启天下之愚，亦快矣哉！
夫岂徒宝器为然乎？书取其合六书之法，形声不舛而已；画取其尽山川动植之形，宫室器服之制，知所考仿而已；典籍取其无阙无譌，俾读者不疑其解而已。晋人之字，宋、元之画，澄心堂之典籍，尽取而焚之，亦正人心、端好尚之良法也。
一二
闭糶以杀邻国之民，至不仁也；徒杀邻民而朽吾民之粟以趋于贫，至不智也。李氏淮南饥，周通糶以济之，二者之恶去矣。其后复大旱，民度淮争，李氏遂筑仓多以供军，周乃诏舟车运载者勿予夫禁舟车而但通负担，则所及者近，而力弱不任负者死相积矣。郭氏方有吞并江、淮之计，不欲资敌粮以困之，自谓得算，而不知此斗筲之智，徒损吾仁而无益也。
旱饥即至于县罄，岂有馁死之兵哉？所馁死者民耳。立国则必有积储矣，即不给，而民之仅存者严刑迫之，无求不得也；又不给，而坐食于民，或纵之掠夺而不禁也；则使其主多以为军食，亦以纾民之死尔。禁舟车之运，勿使糶充军食者，亦适以重困其民也，岂果于救民者之所忍为乎？
即以制胜之策言之：两敌相压，丰凶各异，所隔者一衣带水耳。淮南之民，强欲者，转斗而北，不可禁御，饥瘠濒死，睨饱食之乡，欲与争一旦之命，死且不恤，弱瘠无制之民且如此矣。如使兵食不继，彼且令于众曰：誓死一战，则禾粟被野者唯吾是饱。而兵之奋臂以呼，争先而进，以自救死亡，复何易捍哉？
无德于民，不足以兴；积怨于兵，则足以亡。晋惠公闭糶而秦师致死，身为俘囚。大有为者，不与人争一饥一饱之利钝也。故唯深研于人情物理之数者，而后可与尽智之川、全仁之施。郭氏固不足以及此，为德不永，而功亦不集。唯保天下者可以有天下，区区之算奚当哉！
一三
法不可以治天下者也，而至于无法，则民无以有其生，而上无以有其民。故天下之将治也，则先有制法之主，以使民知上有天子、下有吏，而己亦有守以谋其生。其始制法也，不能皆善，后世仍之，且以病民而启乱。然亦当草创之际，或矫枉太甚，或因陋就简，粗立之以俟后起者之裁成。故秦法之毒民不一矣，而乘六国纷然不定之余，为之开先、以使民知有法，然后汉人宽大之政、可因之以除繁去苛而整齐宇内。五胡荡然蔑纪，宇文氏始立法，继以苏绰之缘饰，唐乃因之为损益，亦犹是也。
自唐宣宗以后，懿、僖之无道也，逆臣盗贼，纷纭割据，天子救死不遑，大臣立身不固，天下之无法，至于郭氏称周，几百年矣。唐之善政，无一存者，其下流之蠹政，则相沿而日以增。盖所谓天子者，彊则得之，弱则失之；所谓宰相者，治乱非所任，存亡非所恤，其令于民也，桎梏之以从令，渔猎之以供军；如此，则安望其有暇心以问法纪哉？叛臣而天子矣，武人而平章矣，幕客而宰相矣；则其所为庶司百尹、郡邑长吏者，举可知也。其薄涉文墨者，则亦如和凝之以淫词小藻、取誉花闲而已。及郭氏之有国也，始有制法之令焉。然后为之君者，可曰：吾以治民为司者也；为之民者，亦曰：上有以治我，非徒竭我之财、轻我之生、以为之争天下者也。
夫郭氏之法，固不可以与于治者多矣。其宽盗一钱以上之死也，罢营田赋赋民而使均于民赋也，除朱温所给民牛之租也，皆除民之大蠹而苏之，亦救时之善术矣。若其给省耗于运夫，则运者苏而输者之苦未蠲也；禁民之越诉，而弗能简良守令以牧民，则奸民乍戢，而州县之墨吏逞，民弗能控告也；讼牒不能自书，必书所倩代书者姓名，以惩教讼，而讼魁持利害以胁人取贿，奸民益恣，而弱民无能控告也；其除賣牛牛皮者之税，令田十顷税一皮，徒宽屠贾，而移害于农、加无名之征也。凡此皆以利民而病之，图治而乱之，法之所立，弊之所生矣。
盖其为救时之善术者，去苛虐之政，而未别立一法，故善也。其因陋就简而生弊者，则皆制一法以饰前法，故弊也。法之不足以治天下，不徒在此，而若此者为尤。虽然，以视荡然无法之天下，则已异矣。君犹知有民而思治之，则虽不中而不远；民犹知有法而遵之，则虽蒙其害而相习以安。盖郭氏惩武人幕客之樵苏其民而任其荒薉，标掊克之成格以虐用之于无涯，于是范质、李谷、王溥诸人进，而王峻以翼戴之元功，不能安于相位，故有革故取新之机焉。枢密不能操宰相之进止，宰相不复倚藩镇以从违，君为民之君，相为君之相，庶几乎天职之共焉。嗣是而王朴、窦俨得以修其文教，而宋乃困之以定一代之规。故曰：天下将治，先有制法之主，虽不善，贤于无法也。
汉承秦之法而损益之，故不能师三代；唐承拓拔、宇文之法而损益之，故不能及两汉；宋承郭氏、柴氏之法而损益之，故不能踰盛唐。不善之法立，民之习之已久，亦弗获已，壹志以从之矣；损其恶，益之以善，而天下遂宁。唯夫天下方乱而未已，承先代末流之稗政以益趋于下，而尽丧其善者；浸淫相袭，使袴褶刀笔之夫播恶于高位，而无为之裁革者；于是虽有哲后，而难乎其顿改，害即可除，而利不可卒兴。此汤、武之继桀、纣与高皇帝之继胡元，所以难也。有法以立政，无患其疵，当极重难反之政令，移风俗而整饬之以康兆民，岂易言哉！上无其主，则必下有其学。至正之末，刘、宋诸公修明于野，以操旋转之枢，待时而行之，其功岂浅尟乎？
一四
无子而立族子，因昭穆之序、为子以奉宗祀，自天子达于士，一也；而天子因授以天下为尤重。异姓者不得为后，大法存焉。春秋莒人后鄫，而书之曰灭，至严矣。乃事有至变者焉，则郭氏是已。郭威起于卒伍，旁无支庶，年老无子，更无可立之肩羣从；柴氏之子，既其内姻，从之鞠养，而抑贤能可以托国，求同姓之支子必不可得，舍郭荣亦将孰托哉？既立宗庙，以天子之礼祀其先，神虽不歆非类，而岂自我馁之乎？故立异姓以为后，未可为郭氏责也。
或曰：威无同姓可立之后，知荣之贤，引而置之将相之位，以国禅之而不改其族姓，倣尧、舜之道不亦美乎？舜宗尧而祖文祖，祀亦可弗绝也。
曰：时则上古，人则圣人，在位者则皋、夔、稷、契，而后舜、禹之受禅，天下归心焉。乃欲使篡夺之君、扰乱之世，彊藩睥睨以思弋获之大位，取一大贤以下之少年，遽委以受终，庸讵得哉？舜穆四门、叙百揆、雷雨弗迷，而共、驩犹狺于廷，三苗犹叛于外。若禹平水土、定九州，大勋著于天人，群后之倾心久矣，舜抑承尧之已迹而踵行之，而荣恶足以胜之？自朱、李以来，位将相而狂争者，非一人也。郭氏之兴，荣无尺寸之功，环四方而奡立者，皆履虎咥人之武人，荣虽贤，不知其贤也，孤雏视之而已。俄而将相矣，俄而天子矣，争夺者攘臂而仍之，不能一朝居也，徒为子哙、子之，而敢言尧、舜乎？
所难处者，荣既嗣立而无以处柴守礼耳。论者乃欲别为郭氏立后，而尊守礼为太上皇，则何其不审而易于言也！郭氏无可立之后明矣，将谁立邪？荣之得国，实以养子受世适之命，郭氏之恩，何遽忍忘。身非汉高自我而有天下，则不得加皇号于私亲。礼之所不许者，宋英宗且不得加于濮王，而况守礼乎！然则将如之何？守礼之为光禄卿，先朝之命也。迎养宫中，正名之曰所生父；其没也，葬以卿，祭以天子；其服，视同姓之为人后者为之朞；则庶乎变而不失其常矣。外继竄宗之法，不可执也。为天子而旁无可立之支庶，古今仅一郭氏，道穷则变，变乃通也。
一五
与人俱起，血战以戴己为君，功成位定，而挟勋劳以相抗，亦武人之恒也。即虑其相仍以攘臂，自可以礼裁之，以道制之，使自戢志以宁居。遽加猜忮而诛夷之，刻薄寡恩，且抱疚于天人，汉高帝之所以不得与于纯王之道也。郭氏因群力以夺刘氏之国，而王殷无罪受诛，王峻贬窜而死，其事与高帝同，而时则异，未可以醢葅韩、彭之慝责郭氏也。
自唐天宝以来，上怀私恩而姑息，下挟私劳以骄横，拥之而兴之日，早已伏夺之之心。位枢密、任节镇者，人无不以天子为可弋获之飞虫，败者成者，乍成而旋败者，相踵以兴，无岁而兵戈得息。乃至延契丹以蹂中国，纲维裂，生民之血涂草野，极矣。李嗣源之于存勗也，石敬瑭之于嗣源也，郭威之于刘知远也，皆自以为功而相师以起者也。究不能安于其位以贻后昆，而徒辱中原之神皋天阙，为旦此夕彼之羶场。其他速败而自灭其族者，更仆而不胜数。至于郭氏有国，幸而存者鲜矣。高行周卒，慕容彦超灭，王峻辈擅国之兵，夺民之财，其以乱天下也无疑。郭氏虽不可以行天诛，而天诛不容缓矣。乱人之未绝，其乱不衰，决意行法于廷而不劳争战，事会已及，变极而复，尚奚容其迟疑乎！
殷、峻诛，而后樊爱能、何徽可伏法于牙门，武行德、李继勋可就贬于国法；乃以施于有宋，而石守信、高怀德之流，敛手以就臣服。天诛也，王章也，国之所以立、民之所藉以生也。故曰不可以醢葅韩、彭之罪罪之也。百年以来，飞扬跋扈之气习为之渐息，一人死，则万人得以保其生，王殷、王峻俛首受诛，不亦快与！
一六
国家有利国便民之政，而遣专使以行，使非其人，则国与民交受其病，弗如其已之也。使者难其人而不容已，则弗如即责之所司，而饬以违令之大法，固愈于专使之病国与民远矣。
夫国家之置守令，何为者也？岂徒以催科迫民而箕敛之乎？岂徒以守因陋就简之陈格，而听其日即于废驰乎？岂徒以听民之讼，敛钧金束矢之入以为讼府，而启民于争乎？下有疾苦而不能达，则为达之，以不沮于上闻；上有德意而不能宣，则为宣之，以不穷于下逮。于是有上言便宜以拯民而益国者，参廷议而决其可行矣，即以属之守令，使进其邑之士大夫与其耆老，按行阅视，条奏其方略，而即责之以行。苟其玩上旨以违民心，专改革而违国宪，则有诛极贬褫之法以随其后。贤者劝，不肖者惩，蔑不可举也。
夫既有悉治理以上言者，娓娓而尽其利病，贪猾暴虐之吏，固无可容其欺蔽。即有老病疲茸、怠而坐驰之守令，监司得持课程以督其不逮；监司朋比饰说以罔上，司宪之臣，得持公议以纠其不若。廷臣清，监司无枉，守令不敢失坠，有言者必有行者，取之建官分职之司而已足，夫何阻隔不宣之足虑哉！若夫言利病者，徒取给于笔舌而固不可行，则守令得详悉以上请，而仍享无事之清晏，奚用专使督行而有不得其人之忧哉！
明君之治，择守令而已；守令不易知，择司铨司宪者而已。司铨司宪者，口在天子之左右，其贤易辨也。而抑得贤宰相以持衡于上，指臂相使，纲维相挈，守令之得失，无不可通于密勿，则天子有德意而疾通于海内，何扞格之有乎！此之不谨，而恃专使以行上意，是臂不能使指，而强以绳曳之也。一委之专使，则守令监司皆卸其利国利民之责，行之不顺，国病民劳而不任其咎；即有贤者，亦以掣曳而废其职，况不肖者之徒张威福，迫促烦苛，以苟且报奉行之绩乎！
江南李氏听刺史田敬洙之请，修水利于楚州，溉田以实边，而冯延己使李德明任其事，因缘侵扰，兴力役，夺民田，而塘竟不成；巡抚诸州以问民疾苦，而使冯延鲁以浅劣轻狂任之，反为民害；徐铉、徐锴论列其委任之失，顾得贬窜。夫岂特二冯之邪佞不可任哉！使守令牧民，而别遣使以兴事，未有可焉者也。
一七
周主威疾笃，遗命鉴唐十八陵发掘之祸，令嗣主以纸衣瓦棺敛己，自谓达于厚葬之非而善全其遗体矣。其得国也不以正，既无以求福于天；其在位也，虽贤于乱君，而固无德于天下，以大服于人；惴惴然朽骨之是忧，而教其臣子使不能尽一日之心力以效于君亲，其智也，正其愚也。尤可哂者，令刻石陵前，以纸衣瓦棺正告天下后世，吾恶知其非厚葬而故以欺天下邪？则乱兵盗贼欲发掘者，抑必疑其欺己，愈疑而愈思发之。汉文令薄葬，而霸陵之发，宝玉充焉。言其可信，人其以言相信邪？
陵墓之发，自嬴政始。骊山之藏，非直厚葬已也，金银宝玉，鼎彝镜剑，玉以为匣，汞以为池，皆非生平待养之资，而藏之百年，愈为珍贵者，是以招寇。若夫古之慎终厚葬、以尽人子之心者，敛襚之衣无算，遣车明器祭器柳衣茵罂赠帛，见于土丧礼者，如彼其备。等而上之，至于天子，所以用其材而极孝养必具之物者，礼虽无考，而萃万国之力以葬一人，其厚可知也。然皆先骨而朽，出于藏而不适于用。则人子之忱以舒，而终鲜发掘之患。先王之虑之也周，取义也正，而广仁孝以尽臣子之情也至；不可过也，抑不可不及也。周主威不学无术，奚足以知此哉！墨氏无父，夷人道于禽兽，唯薄葬为其恶之大者。藉口安亲而以济其吝物寡恩之恶，禽道也。为君父者，以遗命倡之，亦不仁矣。
一八
高平之战，决志亲行，群臣皆欲止之，冯道持之尤坚，乃至面折之曰：“未审陛下能为唐太宗否？”夫谓其君为不能为尧、舜者，贼其君者也。唐太宗一躬帅六师之能，而大声疾呼，绝其君以攀跻之路，小人之无忌惮也，一至此哉！道之心，路人知之矣，周主之责樊爱能等曰：“欲卖朕兴刘崇。”道之心，亦此而已。习于朱友贞、李从珂之朒缩困溃而亡，己不难袖劝进之表以迎新君，而己愈重，卖之而得利，又何恤焉？周主惮于其虚名而不能即斩道以徇，然不旋踵而道死矣，道不死，恐不能免于英君之窜逐也。
若夫高平之战，则治乱之枢机，岂但刘、郭之兴亡乎？郭氏夺人之国，失之而非其固有；刘氏兴报雠之师，得之而非其不义；乃其系天下治乱之枢机者，何也？朱友贞、李存勗、李从珂、石重贵、刘承祐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之也。骄帅挟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雠其不轨之志；其战不力，一败而溃，反戈内向，殪故主以迎仇雠，因以居功，擅兵拥土，尸位将相，立不拔之基以图度非分；樊爱能等犹是心也，冯道亦犹是心也。况周主者，尤非郭氏之苗裔，未有大功于国，王峻辈忌而思夺之夙矣。峻虽死，其怀峻之邪心者实繁有徒。使此一役也，不以身先而坐守汴都，仰诸军以御患，小战不胜，崩溃而南，郭从谦、朱守殷之于李存勗，康义诚之于李从厚，赵德钧之于李从珂，杜重威、张彦泽之于石重贵，侯益、刘铢之于刘承祐，皆秉钺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周主亦如是而已矣。
且不徒长逆臣之恶、以习乱于不已也，刘崇方挟契丹以入，周师溃，周国亡，草谷之毒再试，而黎民无孑遗，德光且留不去，而中国无天子，刘崇者，又岂能保其不为刘豫？而靖康汴梁、祥兴海上之祸，在此役矣。夫冯道亦逆知有此而固不以动其心，不失其为瀛王者，而抑又何求哉？唯周主决志亲征，而后已溃之右军，不足以摇众志；溃掠之逃将，不足以劫宫阙；身立血战之功，而樊爱能等七十人之伏辜，无敢为之请命。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周主之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何遽不能为唐太宗，而岂冯道之老奸所可测哉？
一九
盗非可一时猝捕而弭者也，故汉武帝分遣绣衣持节逐捕而盗愈甚。盍亦思盗之所以能为盗者乎？以为倏聚倏散、出鬼人魅者，从其为盗之顷、见其如此耳。其必有居也，必与民而杂处；其劫夺而衣食之也，必有所资于市易；其日游行而无忌也，必与其乡之人而相往来；其不能以盗自居、必有托以自名也，必附于农工商贾技术之流，而曰所业在是。故乡之人知其盗也，郡邑之胥吏，莫不知其盗也；所不知者，朝廷猝遣之使，行芒芒原野之中，阅穰穰群居之众，尽智殚威，祗以累疑似之民，而终不知盗之所在耳。使臣逐捕之，则守令坐委之曰：天子之使如此其严威，无可如何，而何易责之我邪？则盗益游行自得而罔所忌畏。以秦皇、汉武之威，大索天下，而一夫不可获，况使臣哉：
盗者，天子之所不能治，而守令任治之；守令之所不能知，而胥役知之；胥役之所不尽知，而乡里知之。乡里有所畏而不与为难，胥役有所利而为之藏奸。乃乡里者，守令之教化可行；而胥役者，守令之法纪可饬者也。盗亦其民，胥役亦其胥役，舍此勿责，而欲使使者以偶见之旌旄、驰虚声而早使之规避，则徒为民扰而盗不戢，其自贻之矣。周主知其然，罢巡检使臣，专委节镇州县，诚治盗之要术也。
二○
王补画平一天下之策，先下江南，收岭南，次巴蜀，次幽、燕，而后及于河东。其后宋平诸国，次第略同，而先蜀后江南，晚收河东，而置幽、燕于不复，与朴说异。折中理势以为定论，互有得失，而朴之失小，宋之失大也。
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葉得势故也。
以道言之，江南虽云割据，而自杨氏、徐氏以来，以休兵息民保其国土，不随群雄力竞以争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无殃兆民、绝彝伦、淫虐之巨慝；严可求、李建勋皆贤者也，先后辅相之；冯延己辈虽佞，而恶不大播于百姓；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孟知祥据土以叛君，阻兵而无保民之志，至于昶，骄淫侈肆，纵嬖倖以虐民也，殆无人理。则兴问罪之师以拯民于水火，固不容旦夕缓也。岭南刘氏积恶三世，民怨已盈，殆倍于孟昶；而县隔岭峤，江南未平，姑俟诸其后，则势之弗容迫图者耳。
先吴后蜀，理势之两诎者也。此宋之用兵，贤于王朴之策也。若夫河东之与幽、燕，则朴之策善矣。
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刘崇父子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夺其国，而又欲殄灭其宗祀，则天理之绝已尽；抚心自问，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虽在宋世，犹有可悯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阑入塞内，据十六州以灭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义之所不容隳者，莫此为甚，驱之以复吾禹甸，乃可以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缓河东，必矣。
即以势言，契丹之据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庐帐为便安，视幽、燕为赘土，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思华风，厌羶俗，如吴峦、王权之不忍陷身汙薉者，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则取之也易。迟之又久，而契丹已恋为膏腴，据为世守，故老已亡，人习于夷，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画地以为契丹效死，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幽、燕举，则河东失左臂之援，入飞狐、天井而夹攻之，师无俟于再举，又势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
宋祖有志焉，而不能追惟王朴之伟论，遂绌曹翰之成谋，以力敝于河东，置幽、燕于膜外，则赵普之邪说蠱之也。普，蓟人也，有乡人为之居閒，以受契丹之饵，而偷为其姻亚乡邻免兵戈之警，席犬豕以齁睡，奸谋进而贻祸无穷。惜哉！其不遇周主，使不得试樊爱能之欧刀也。
二一
一日而欲挽数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难矣哉！杨、墨之贼道也，兴于春秋之世，至孟子而仅及百年，且为之徒者，唯彊力慧辨之士，能习之者亦寡矣，士或淫而民固无有信从之者。韩愈氏曰：“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抑亦易为廓如矣。浮屠之入中国，至唐、宋之际，几千年矣。信从之者，自天子达于比户，贫寡之民、老稚妇女，皆翕然焉。拓拔氏、宇文氏、唐武宗凡三禁之，威令已迫，天下顾为之怨愤，不旋踵而复张，无惑乎愚者之言曰：是圣教之不可蔑者也。周主荣废无额寺院，禁私度僧尼，而存寺尚二千有奇，僧尼犹六万，说者或病其不力为铲除，乃不知周主之渐而杀其滔天之势也，为得其理。使有继起者踵而行之，数十年而其邪必衰止。固非严刑酷令，凭一朝之怒所可胜者也。
浮屠之惑天下也有三：士之慧而失教者，闻有性命之说，心仪其必有可以测知而不知所从，浮屠以浮动乍静之冏光示之，遂若有所依据；而名利之劳役已疲，从之以乍息其心旌，若劳极而荫于林，因谓为吾宅也，熟寐而不知其倚于荆棘也。然而如此者，十不得一。其次则畏死患贫、负疚逃刑之顽夫，或觊其即得，或望之身后，自无道以致福，无力以求安，而徼幸于不然之域，遂竭心力资财以贩贸之。又其下则目炫于塔庙形像之煇煌，耳淫于钟磬鼓钹之鞺鞳，心侈于千人之聚、百人之集、焚香稽首之殷勤，贸贸然而乐为其徒者，尽天下而皆然；非知有所谓浮屠之法也，知寺院僧尼而已。而避役之罢民，逃伍之溃卒，叛逸之臧获，营生不给，求偶不得，无藉之惰呡，利其徒众之繁有，可以抗句索、匿姓名、仰食而偷生。若此者，其势杀，其额有限，其为之师者，辽戾寒涼而不振，则翕然夸燿之情移，萧散以几于衰灭。然后寬徭省罚以安小人，明道正谊以教君子，百年之内，可使萍散而冰消也。急诛之而激以舆，缓图之而焰以熸，此制胜之善术，禹之所以抑洪水者，唯其渐而已矣。
拓拔、宇文固不足以及此，唐武之后，继以宣宗，抑流急必逆之势然也。周主行裁损之法，得之矣，而宗社旋移；宋太宗天伦既斁，怀疚不宁冀获庇覆于心忘罪灭之邪说，是以法立未久，旋复嚣张。呜呼！道丧不复，抑生人之不幸与！而导以猖狂者，李遵勗、杨亿之为世教蟊贼，亦不可胜诛也。赵抃、张九成皆清节之士也，而以身导其狂流，于是而终不可遏，岂周主除邪不尽之过乎？
二二
周主立二税征限，夏税以六月，秋税以八月，两税既行，无有便于此矣。急于此，则民病，易知也；缓于此，则民亦病，未易知也。
夫惟富人之求而无不给也，则急之与缓勿择也。贫民者岁之所获，仅此而已矣，急之则称贷而倍偿，固也；获之有量，而须用者无方，乘其方有之日，使以其应输者输官，则所馀为私家之养者，或足或乏，皆可经度以节一岁之用。六月而蚕织成矣，十月而禾黍登矣，而上无期以限之，愚民忘他日之催科，妇子艳丝粟之有羡，游食之工贾，乡邻之醵会，相与麋其赢余，室已如县而征求始迫，于是移来岁未审之丰歉，倍息以贷而求免于桁杨。上且曰：吾已缓之，而犹不我应，民之顽也乃不知缓之正所以迫之也哉！
情不可不谅也，时不可不知也，役车其休之后，予以从容谋生之计，而暇豫以图，方春于耜之劳，民不能自度，上为度之。而当其缓也不容急，当其急也不容缓，忧民之忧者，不可不察也。以六月征者，期成于八月；以十月征者，期尽于一冬。力可供，则必之以速完；贫不可支，则蠲除于限末。严豪民玩上之罚，开贫寡自全之路，一岁毕一岁之征，民习而安焉。王者复起，不能易也。
二三
文信公奉使不屈，从容就死，推忠贞者，莫之能踰也。求其先信国而兴者，颜鲁公而外，孙晟其无媿焉。
信国以儒臣起义，事中国之共主，败而不挠，亡而不屈。而晟捐其故国，自北徂南，投身危邦，事割据之主，则出身次第不若信公之大正。江南非四海兆人之元后，而为之效死，盖亦褊矣，而未可以此短晟也。晟虽非江南之人士，然其南奔也，石、刘二氏以沙陀部落而僭大号，且进契丹以入践中原，君劣臣离，上下荡然无纪，虽云故上，固志节之士所不忍一日居也。江南承天下无君之乏，保境息民，颇知文教，士不幸生于其世，无可致身之地，则择地而蹈，能用我者，为尽臣节，委诚以舍命，初非叛故主、附新君、仅酬国士之知者，此亦奚足以此病晟哉！
乃若晟之奉表于周，请奉正朔，与信公之祈请于蒙古也，其事略同；而折中于义，则晟愈焉。江南之与周齿也，小役大，弱役强，役焉而可保其宗社，则宗社重矣。宋之于蒙古，人禽之大辨也，屈志以祈请，虽幸而存，为犬豕之附庸，生不如其死，存不如其亡，而宗社抑轻矣。然则信公之为赵氏宗社谋也则忠，而为自谋其所以效忠者则失也。海上扁舟，犹存中华之一线，等死耳，择死所而死之，固不如张、陆之径行以自遂矣。晟之屈己以请命，志士之所弗堪，固劳臣之所必效。幸得当而延李氏一日之宗祊，屈不足以为辱；但不以其私屈焉，而志已光昭矣。此晟之死，视信公为尤正焉。若其坚贞之操，从容之度，前有鲁公，后有信公，鴈行而翔于天步，均也，又何多让与！
二四
宝俨论相之说，非也。天子之职，择相而已矣。百为之得失，百尹之贞邪，莫不以择相为之本。为天下之元后父母，仅此二三密勿之大臣，为宗社生民效其敬慎，不知自择，而委之前在此位者，以举所知而任之，不知天之与以天下、而天下戴之以为大君，何为者邪？既云令宰相举所知矣，是信其有知人之明、靖国之忠也；又责以保任，而举非其人，责其举者，是何其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邪？保任之法，用之于庶官，且徒滋比阿覆蔽之奸；况举天下以授之调变，而但恃缘坐举主之峻法乎？又况人不易知，不保其往，乃以追责耆旧归田之故老，借使王安石蒙坏法之谴，文潞公且被褫夺，秦桧正误国之刑，胡文定与坐戮尸乎？
俨又云：“姑试以本官权知政事，察其职业之堪否而后实授，”则尤谬甚。以此法试始进之士，使宰一邑、司一职者，子产犹曰“美锦不以学制”。与天子坐而论道、为天下臣民所倚赖之一二人，乃使循职业以课能否而用舍之，知有耻者，亦不愿立于其廷；况其以道事君，进退在己，而不以天子之喜怒为进退者哉？此法行，则惟兢兢患失之鄙夫，忍隐以守章程、充于廉陛而已。
夫人臣出身事主而至于相，非一日之遽得之也；人君登进草莱之士而至于相，非一日骤予之也。或自牧守，或自卿贰，或自词臣，业已为群情所歆厌，而数蒙人主之顾问。兵农礼乐，皆足以见其才；出处取与，皆足以征其守；议论设施，皆足以测其量；荐拔论劾，皆足以试其交。而待诸已入纶扉、将宣麻敕之日，始以职业考其优劣而进退之乎？甚矣！俨之罔于君人之道也。苛细以亵天职，猜疑以解士心，长君之偷，劝臣之党，而能尊主庇民，未之有也。漠然不相信之人，一人誉之，即引而置之百僚之上，与谋宗社生民之大，使其歆实授而饰迹以求荣，天下其得有心膂之臣乎？
盖自唐昭宗处倾危之世，廉耻道丧，桢干已亏，而昭宗躁竞，奖浮薄之风，故张濬、朱朴之流，卒然拔起以尸政府，而所谓宰相者贱矣。俨习于陋俗之氾滥，固将曰：此朝廷执笔以守典章之掾史耳，姑试之而以程限黜陟之，奚不可哉？洵如其言，天下恶得而定邪！
二五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而后止。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
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道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德光死，兀欲、述律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犹未易折箠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互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彊，食不裕，强起而问无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徐、李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李璟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以功罪而择其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且遥为效顺。于是踰年而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二六
古乐之亡，自暴秦始。其后大乱相寻，王莽、赤眉、五胡、安、史、黄巢之乱，遗器焚毁，不可复见者多矣。至于柴氏之世、仅有存者，又皆汉以后之各以意仿佛效为者；于是周主荣锐意修复，以属之王朴。朴之说非必合于古也，而指归之要，庶几得之矣。至宋而胡安定、范蜀公、司马温公之聚讼又兴，蔡西山掇拾而著之篇，持之确，析之精。虽然，未见其见诸行事者可以用之也。
孔子曰：“大乐必简。”律吕之制，所以括两闲繁有之声而归之于简也。朴之言曰：“十二律旋相为宫，以生七调，为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调而大备。”朴之所谓八十四调者，其归十二调而已。计其鸿细、长短、高下、清浊之数，从长九寸径三分之律，就中而损之，旋相生以相益，而已极乎繁密。九九之数，尽于八十一，过此则目不能察，手不能循，耳不能审，心不能知，虚立至密至赜之差等，亦将焉用之也？蔡氏黄钟之数，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推而施之大钟大鎛，且有不能以度量权衡分析之者，而小者勿论矣。尽其数于九九八十一而止，升降损益，其精极矣。取其能合之调为十二均足矣。故王朴律准从九寸而下，次第施柱，以备十二律，未为疏也。然自唐以降，能用此者犹鲜。过此以推之于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密，夫谁能用之哉？大乐必简，繁则必乱，况乎其徒繁而无实邪
夫两闲之声，而欲极其至赜之变，则抑岂但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而已乎？今以人声验之，举一时四海之人，其唇、舌、齶、喉、齿、鼻，举相似也；引气发声，其用均也；乃其人之众，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者，不知凡几也。虽甚肖者，隔垣而可别，乍相逼以相聆，似矣，而父母妻子则辨之也无有同者。是知天下之声，无涯无算，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该之，谓之至密，而固不能尽其万一，则其为法也，抑隘甚矣。
天地之生，声也、色也、臭也、味也、质也、性也、才也，若有定也，实至无定也；若有涯也，实至无涯也。唯夫人之所为，以范围天地之化而用之者，则虽至圣至神、研几精义之极至，而皆如其量。圣者之作，明者之述，就其量之大端，约而略之，使相叶以成用，则大中、至和、厚生、利用、正德之道全矣。其有残缺不修，纷杂相闲，以成乎乱者，皆即此至简之法不能尽合耳。故古之作乐者，以人声之无涯也，则以八音节之，而使合于有限之音。抑以八音之无准也，则以十二律节之，而合于有限之律。朴之衍为七调，合为十二均，数可循，度可测，响可别，目得而见之，耳得而审之，心得而知之，物可使从心以制，音可使大概而分，其不细也，乃以不淫人之心志也；过此以往，奚所用哉，
呜呼！王朴极其思虑，裁以大纲，乐可自是而兴矣。至靖康之变，法器复亡，淫声胡乐，爚乱天下之耳，且不知古乐之为何等也。有制作之圣、建中和之极者出焉，将奚所取正哉？如朴之说，固可采也。九寸之黄钟，以累黍得其度数，有一定之则矣。而上下损益，尽之十二变而止。而用黄钟以成众乐也，不限于九寸，因而高之，因而下之，皆可叶乎黄钟之律。则九其九而黄钟之繁变皆在焉，则十一律、七调、十二均之繁变皆在焉。巧足以制其器，明足以察其微，聪足以清其纪，心足以穷其理，约举之而义自弘，古乐亦岂终不可复哉？若苛细烦密之说，有名有数，而不能有实，祗以荧人之心志，而使不敢言乐，京房以下之所以为乐之赘疣也。折中以成必简之元声，尚以俟之来哲。